论自由
预防伤害能走多远？从卖毒药、警告标签到事前限制
密尔不反对所有预防措施。他用危险桥梁与毒物销售说明：告知风险、保留证据和直接阻止确定伤害，需要不同强度的理由。
如果不是确定会有祸害，而只是存在危险，那么除当事人自己之外，没有人能判断促使他冒险的理由是否充分。《论自由》第五章·应用
直接答案：限制强度应随证据和伤害确定性上升
密尔承认预防犯罪和事故是公共职能，却警告它比事后惩罚更容易滥用。确定会掉落的危险桥梁可以直接拉回行人；只是存在风险时，对有判断能力的成年人通常应先告知，让他权衡理由。
为什么毒物不宜一禁了之
毒物可用于谋杀，也有无害和有益用途。全面禁止同时摧毁正当用途；完全放任又忽视事故与犯罪。这个例子迫使我们区分“危险物”与“只有违法用途的物”，并寻找更窄的措施。
警告、摩擦与禁止是三种不同工具
危险标签补足购买者想知道的信息，通常不侵犯其目的。销售登记、身份和数量记录增加滥用被发现的可能。医生证明或全面禁止则大幅提高正当取得的成本，需要更强证据。工具越限制选择，举证责任越重。
一张事前限制检查表
确认危险是否确定、严重且迫近；是否存在大量正当用途；使用者是否有能力并真正知情；能否用警告、隔离、记录或追责达到目的；最后比较限制的成本与减少的伤害。伤害原则指南提供更完整的比例判断。
现代应用的边界
密尔的十九世纪销售例不能直接替代今天的药品、平台或公共卫生规则。信息不对称、成瘾设计、风险外溢和执行公平会改变答案。可沿用的是层级思维：先选有效而较少侵入的措施，并让更强限制承担更强证明。